楚昭王死后，他的儿子楚惠王即位。惠王二年，白公胜回国这件事被提上议程。主张迎回白公胜的，是当时已经担任令尹的子西，他认为白公胜好歹也是楚国王室的嫡亲，如今楚国已经恢复元气，不应当再让他旅居国外。叶公子高提出反对，认为白公胜为人狡诈无义，并且时时想着兴风作浪，回到国内以后祸患无穷。子西却认为白公胜为人忠勇，令其守备边疆正是人尽其才。叶公子高坚持己见，认为只有在符合仁爱、遵循道义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忠勇，而白公胜为人偏执，虽然言出必践、事事躬亲却狂热而浮躁，并且很有野心，绝对不能召回。
叶公子高的劝告没有奏效，一年后，也就是楚惠王三年，子西将白公胜迎回了楚国，就此揭开了楚国又一轮内乱的帷幕。
白公胜奉命镇守吴、楚交界之地，屡次谏言要求伐郑，希望为父报仇。楚国非但没有满足他的愿望，还在楚惠王十年的时候出兵解救被晋国打得大败的郑国，就此结为盟友。这对于白公胜而言可以说是晴天霹雳，意味着他的复仇计划遥遥无期。
对于白公胜而言，自己回到楚国，最先要完成的使命，就是为父报仇，对象有两个，一是佞臣费无忌，由于楚昭王当初已经把费无忌满门抄斩，这个目标只好一笔勾销；二是郑国，虽然当初是太子建对好心收留他的郑国做了不义之事，死有余辜，但白公胜可不顾这些。白公胜是一个言出必践的人，至于他的诺言以及践诺的行动是否合乎道义、公理、人心，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此时，白公胜的伐郑理想遭到了现实的阻挠，而这个“现实”，正是源于他的两个叔父，也是楚国的实权人物——子西和子期。白公胜对二人充满怨恨，不在于他们阻碍了自己的复仇，而在于他们阻止自己去实现当初的誓言。
这样的心态，不可避免地会加以扩大，这是以下犯上者的共同特点。白公胜也不例外，他很快就把自己的谋逆对象从子西、子期扩大到了楚惠王，而行动的最终目的也变成了让自己成为楚国的新君。
白公胜的狼子野心一开始没有引起子西的警惕。有一天子西的儿子平看到白公胜在亲自磨剑，便问何故。白公胜倒是直言不讳，说要杀掉他的父亲子西。平不敢怠慢，将白公胜的原话转告给了子西，子西竟不以为然地说白公胜就是自己庇护下的一只蛋，白公胜知道后杀意骤起，立誓要让子西不得善终。
白公胜在蛰伏的同时也在组织自己的队伍。他的心腹石乞给他推荐了一位可以力敌千钧的猛士熊宜僚，无奈不论二人如何软硬兼施，熊宜僚都不愿为他们去行不义之事。二人只好怏怏而回，石乞欲杀熊宜僚以防走漏风声，白公胜却相信熊宜僚虽不与其共谋，却也不会为了利益而出卖他们。
白公胜曾与孔子座谈，问孔子说自己私密的事情能否对别人说，孔子不答。白公胜再问说倘若把石块投入水中，会如何。孔子对曰善水者会将其捞出。白公胜说看来还是不能将私事外泄于人啊。孔子说这取决于外泄给谁了。
白公胜的野心人们也并非察觉不到。一日，石乞与屈建共饮，屈建问说白公胜是不是要作乱了。石乞欲盖弥彰，说没有这事，白公胜手下亲信不过数人，军力不满一千，怎么可能叛乱。屈建一针见血，说这就是他叛乱的原因，因为他并没有按照礼仪标准行事，显得心怀鬼胎。
楚惠王十一年，白公胜打败了进犯的吴军，便以向楚王进献战利品为由率军来到了国都，趁机杀入宫城，处死了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并劫持了楚惠王。
白公胜有勇无谋，凭着血气之勇控制了宫廷，却在如何处理国库和处置楚惠王的问题上没了主意。石乞建议把事情做绝，杀楚王、焚国库。白公胜犹豫不决，认为此乃不吉之举，况且烧了国库如何维持国家用度呢。
白公胜的政治资本也随着他的胡作非为而消耗殆尽。人们出于他是太子建的遗孤在一开始对其抱有同情，但是他在楚国上下正在齐心合力谋求稳定、发展的时候再度将楚国拉入内乱之中，与人心相背。对子西、子期两位人望颇高的大臣的无故滥杀更是暴露出了他残忍狰狞的面目。由此，白公胜落入了一个独木难支的境地。
在这样的局面下，白公胜也不敢贸然称王，于是他推出了自己的叔父子闾。子闾是楚昭王的哥哥，楚昭王死后曾经有机会登上王位，但他辞谢了，并且一力扶持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继位，因此在宗族之中享有很高威望。白公胜希望利用他的名望稳定局势，但子闾不愿成为白公胜的傀儡，结果被恼羞成怒的白公胜杀死。
当初力劝子西不要迎回白公胜的叶公子高顺应民意，挥师杀奔国都，在民众的里应外合下剿灭了白公胜的部队。白公胜人心尽失，众叛亲离，独自出逃，被申鸣杀死在野山之中。
申鸣其人，是楚国的大将，以孝闻名，白公胜作乱，一力邀其入伙，并以其父性命作为要挟，申鸣无奈只得相从。申鸣杀白公胜，其父却为石乞所害。申鸣认为自己既失身从贼，又不能保全父亲，做了不忠不孝之人，遂自刎而亡。
由此，白公胜之乱在叶公子高的手里得到了平息，楚惠王回到了国君的宝座上，子西、子期的儿子分别接任了父亲的职位，楚国恢复了原有的平静。